的功劳是没有人能比的。当然，从山冲里出来赶我们南阴墟集的那些远方的山里人，仍旧没有完全放弃那条日见糟糕的旧石板路，就不在玉丘人关心的义务之内了。
乡村公路修成后，王老板的小车直接开到了他家门口的禾坪上，成了玉丘前无古人的一大风景。
王老板名利双收以后，很多在早年借过钱米给他的人，想到上门来讨点回去了。王老板早年仅仅在玉丘的债主就不计其数，只不过这些债主，说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都是一些跳蚤般的小借小贷，比方王二家两筒米，张三家七块八毛钱，李四家一只老鸭，刘麻子家十二块钱，赵刀头家又十二块钱等等等等。正因为小得几乎鸡毛蒜皮，更加上人头实在太多，王老板自己早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每一家小债主他们自己却是记得很清楚的呢，先前是隔段时间会给王老板提个醒，有时甚至明确地说日子不好过呀，你建国要是有，就还了我吧，看在老天的份上！那个时候，王建国一律没得还，一句话，他没有，哪天有了，一定还，一定还的！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王建国借了钱米是不还的，奇怪的是他仍旧能借得到，这就是他的本事。不管是谁，只要被他缠上了，能做到不借出点钱米来就算你的真本事。事实证明，玉丘没有一个真有本事的人。
虽然人人都知道自己借给王建国的钱米是扔进湘江里的石头——冒不出个泡来的了，但是，那个帐还是总被记着的。还不还是一回事，有个帐在是另一回事，有个帐，就是有个人情在那里，永远不还的话，人情也应该永远在那里。
既然时势造出了英雄，王建国都是王老板了，王老板还能还不了个小帐？所以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去了。于是，就有接二连三找上门来讨债的了。
王老板果然不负众望，只要是说得上个时间地点的，没有时间地点说得上个来龙去脉的，让他确信不是瞎编出来敲他一杆的，他都照付了，了却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年以来的心病。
但是，在王老板数不清的债主中，也不全是上述一些小得可怜的丁点儿买卖。到了人们手里有了点钱，而王建国尚没有成为人上人的时候，他向人家张口有时也不算小的，从几百到上千，甚至几千的也有。对于这些债主，王老板却仍旧是铁鸡公一只——一毛不拔。这些委屈的债主就不服气了，你王建国是怎么搞的，都这么大个老板了，千儿八百的钱也还不起？有钱了也赖帐，说得过去吗？但是，嘴皮子磨破了，对王老板来说也是对牛弹琴，他就是那一句话，现在手头紧，开销大，等宽松些了，一定还，一定一定还，不还不是人养的！
人们拿他真没办法，就想到到桃桃面前去诉苦，说不定，桃桃掌握着一定的经济大权呢，兴许在桃桃身上可以有点指望。有人就喊住桃桃说，桃桃你把男人看紧点，管住点，该还的帐也还点，不要叫你家老板留着钱养小的！
桃桃一肚子苦水，觉得很没面子，就常常跟王建国说到还钱的事，却被王建国一顿好骂。他说女人家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以为我真的有好多钱在荷包里，你以为我就那么容易，你以为当个家那么简单？
他所说的当家，是指当家长这个小家，也指当公司那个大家，尤其是指当那个大家的不容易。
王老板真的不容易，清楚的人也许知道，王老板的开销是相当大的，汽车、司机、秘书、工资、奖金等等等等不用说，他还有许多许多别人并不知情的开销，县里那么多部门，那么多领导，生意场上那么多伙伴，也包括选举的时候要保证继续当人大代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女人家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半个“等”字！
谁知道，王老板对女人的教训，是不是算是说漏了嘴，那些讨不到钱的气愤的债主们，干脆来个以其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到处宣传说王老板其实没有钱，他是个空架子！那意思当然明白不过了，王老板是个皮包公司经理！
这样一来，王老板焉能不气得七窍生烟？谁说我没钱，没钱干得了大事？我王建国就是有钱，我王老板没钱？——王建国说。
事实上，你只要看看王老板，他就有钱。王老板天天出入酒家宾馆娱乐场所，不是跟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陪着这家那家部门的领导，除了女秘书，他的小车里总是载着有年轻漂亮的女人，而且经常去旧换新。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开销的就得开销，也许还要加上一句，不享受什么时候享受？所以，王老板花起钱来，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王老板能没有钱？
可是仍旧有人说，王老板公司的帐上就是没有钱，至少没有很多的钱，此话也不知道当真否？
不过，这样一来，王老板到底有钱还是没钱，玉丘人总也说不明白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建国或者如今的王老板，借钱的本领这一条，是玉丘人不得不折服或者叹服的。
王建国借钱的本领也许还有个家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早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昌堂也是一大借家。那时候他跟桃桃的父亲李如仁是拜把弟兄，两个人一块下广东挑盐脚，两家的家境都是彼此彼此，但王昌堂手头常常吃紧，路上总有跟李如仁伸手的时候，比方买两斤旱烟，打一壶老酒，偷偷地钻一回窑子。一块下馆子喝上几盅的时候，也是李如仁结帐的时候多，尽管王昌堂每次都会先站起来摸口袋，但被李如仁扳住肩膀轻轻一拨，他就顺便站一边了，李如仁就走到柜台那里去了。
后来都是生产队社员的时候，李如仁家常常揭不开锅了，而王昌堂家比较起来是要好一点，王昌堂也就常常送点钱米过来。李如仁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这钱米到时候一定还上，但王昌堂却真情地说了，以前借你的太多了，肯定有好多没还过，都记不起来了，所以老兄你就不要说这个话了，全当我老弟还你当年的帐吧！说得李如仁怪不好意思，但他也确实没法，一家大小总不能饿死。
如果说王昌堂只跟拜把兄弟借过钱粮，那倒是真的不算个什么，问题是那只是在路上应急而形成的借贷。平时他在狮子岭下不知向好多乡亲借过钱粮，听我父亲说，那时候我爷爷因为家道算好，王昌堂没少向我爷爷开过口，我爷爷往往是有求必应，结果我爷爷就成了狮子岭下王昌堂的最大债主之一。我爷爷不象别的小债主，常常上门去讨债，没耐心的时候还跟王昌堂急，弄得成了两个关公，伤了彼此的和气。相反，我爷爷是从来不向王昌堂提半个还钱粮的事的。但是，我爷爷越是这样，王昌堂倒越是过意不去，他就常常主动来还钱粮，这就也说明王昌堂确实是个讲义气的人。不仅如此，每到农忙时节，王昌堂总在我家帮工的队伍当中，而且他都是不请自到，来时说一句，他王昌堂有力出一份力。当然，自己家里忙过以后，到王昌堂家需要人手的时候，我爷爷也会主动到他家去出个力的。而我爷爷以他那一身农活绝技，一人顶得上好几个人，吃饭还是一张嘴，何况他还不会喝酒。所以如果算起来，王昌堂在我爷爷那里就没有做过一回亏本的买卖。
王昌堂对别的大大小小的债主就不同了，虽然也有隔个时段还上一点的，但多数情况下他会拖帐，而且基本原则是能拖就拖。即使还了的，过些时候他还会再次杀上门去，借一把新帐在手里，做一回孙子以后，到人家上门催帐的时候，再做几多回的老子。
王建国呢，他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那家传借贷的绝技发扬光大了，几乎到了一个登堂入室的境界。
王建国有此般造化，他就始终是个有钱人。当七角八分钱能买一斤猪肉，两分钱买一个鸡蛋，很多人吃不起猪肉鸡蛋的时候，王建国家吃得起。到了好几块钱才能买一斤猪肉，好几毛钱才买得到一个鸡蛋，很多人舍不得吃猪肉鸡蛋的时候，王建国家舍得吃，使得桃桃嫁到王家以后，在生活上确实没被亏待过。
到王建国干事业的时候，他的一手借贷绝活就成了他跟对手竞争的绝密武器，当然也算得上是他的一项顶级商业秘密了。
他的债权主体无限地扩大了，早已经延伸到了老板、集体、政府、银行，至于他是如何能够将别人搞不到手的钱搞到手的，因为确实涉及到他个人乃至公司的顶级商业秘密，为防涉嫌侵权起见，这里最好不宣为好罢。
对于王建国而言，他能够比较轻松地挺过饥荒岁月，度过无所事事的时光，再到成就一番事业，他一生成就与不成就，一切的一切，全在于一个汉字：借！借，是他法宝中的法宝，皇冠上的明珠。一个借字，让他一生都是一个有钱人，一个不倒翁，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手里没有缺钱的时候，不管是小钱还是大钱。比方今天，他已经是个大老板了，假如说吧，帐上紧张，甚至就直接说没钱吧，没钱开销，没钱承揽工程，他也得开销，也得陪人吃喝玩乐，也得弄来工程垫底资金。他可以设法借到几万乃至几十万，就度过难关了。到了必还不可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律不还，要还还得去还的，还与不还，或者拖也不拖，他对此是有一整套学问的，他的智商绝对是很高的那种。退一万步讲，就算王建国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也还可以借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还了这几十万上百万，在他的帐户上仍旧是个零的假设的基础上，他再借上个几十万或者上百万，他就始终是个百万富翁。设想他死的时候留给桃桃和他三个儿女的遗产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债务，但这一笔巨额债务能父债子还吗？或者桃桃有义务还清吗？桃桃能还得清吗？结果必然是个呆帐死帐，王建国盖棺论定，一生到了头还是成就了一个有钱人，他在生的时候没有哪一天手里没钱，死后的债务是死后的东西。
上面这段文字本不该有，或者现在还不能成立，只是一个假说。但这样一个假说，对王建国来说怕也还都有点恶毒之嫌在里面，因为王老板活得好好的，潇洒得很，天天在酒楼宾馆歌厅休闲处所享受着生活，怀里也不是桃桃那发福的身体和发福的身体上那几乎可以当沙发靠的特大号胸脯，而是常换常新的年轻玉体，怎么可以有他死亡的假说呢？
不该有的文字还是写上了，是因为这里涉及到王建国经济理论的最最精要的东西，好让读者有一点点明白罢了。但是，既然还是涉及到了王建国经济理论的精华之处，那就仍然有涉商业秘密之嫌，至少已经挨了个边，好在没有细节，庶几可免成被告，不如赶紧打止了罢！
第三十七章大有作为(1)
100(支部书记家小千金的自述：)我家七姊妹中我是老幺，但我比我最小的哥哥只差一岁，按我哥哥的话说，我们两个就象是排着队从娘肚子里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地似地，只是我的哥哥抢了个先，他是男孩子嘛！这样，在我家七姊妹中，大姐带了个头，中间五个哥哥，我在最后做了个尾巴。说起来巧，我是个女孩，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当中，男孩都站在中间，成了中坚力量，两个女孩一长一幺，成了排头兵和压队的，实际上是女孩都靠了边站的意思。七姊妹中，在我们后面几个兄弟姐妹还没有出世以前，我们当中最大的那个哥哥幼年夭折了。最不幸的是就在最小的我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亲已经上了年纪的时候，我四个哥哥中的老大又因为车祸丧了命。大哥走的时候，他的一双儿女还小，我父母亲却年事已高，白人送黑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惨的呢！
我最小的哥哥读书很用功，也很有天分，父母亲就让他一直读下去，他就这么一路读下去了，直到大学毕业。我呢，说来惭愧呀，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做事了，跟着成年人出工，开始拿五分，后来加到六分，一个男劳力（我们那里就叫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我读书本来就没有哥哥厉害，再加上家里也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费了，我就被父母亲从学校淘汰下来，跟着我的几个大哥哥出工了。我在家里除了出工争点工分以外，承当了很多的家务活，上山捞柴，野外打猪草，帮母亲烧火做饭洗碗扫地洗衣服，几乎没有不能做的。在我跟小哥该谁读书谁回家劳动的问题上，我父亲本来是并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思想的，唯一的一条是看我哥哥天生是一块读书的料似地，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哪个老师都喜欢他。而他生就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父亲说让他做事的话，他现在也差得很，以后再说吧，这就让他读了下去。当然，我小哥被获准继续读书，却也不是完全脱离了劳动，放学回来以后，他还得要帮家里做事的，打猪草捞柴禾，农忙的时候同样要参加田里的劳动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压根没有想到过将来考上什么大学，上了大学有工作拿工资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学，读书的人也不要考什么大学的。我的三哥高中毕业以后是被推荐上了“五七”大学的，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到玉丘小学当了个代课教师而已。
其实，我在家做事的时间也并不太长。就在我十六岁那年，镇里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要招聘演员，我在团长面前唱了几歌跳了一个舞就被录用了。我们剧团的名称叫做“岭坝业余南剧团”。说是业余剧团，我们全团的职演员却都几乎成了全脱产的了，我们的演出任务很重，也可以说是生意很好吧。除了在本镇的这个村那个村里演出，我们还被邀请到外地演出。到八十年代初以后，我们团的生意就更红火了，还有私人家也请剧团唱戏了。县城里的专业剧团演出费用比较高，一般人家请不起，我们剧团就成了那些人家眼里的选对象。大凡哪家要办个红白喜事又想讲点排场的，便都会来请我们去演出，一两场的有，两三天的也有，多的可以一连唱上个把礼拜的。没有演出任务或说没有生意的时候，我们还要练功和排练节目，又要排演新剧，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闲过。
我到剧团的当年，认识了公社粮点的成大为。成大为的学历跟我一样，初中没读完，但他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他父亲以前是邻近一个公社的书记，退休以后设法把他儿子弄到了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是叫做“顶职”，成大为当然不可能顶得了他父亲的职去当公社书记，就进他们公社的粮点当了一名粮食工人，后来他又调到了我们镇里的粮站工作。那时粮食部门可是个好地方，除了收粮季节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以外，平时是并没有太累的活干的。他们的待遇又好，粮呀油呀的都是不用自己犯愁的。乡亲们说他们是“粮耗子”，意思是谷仓里养着的耗子，还怕没膘吗？
我跟成大为结婚的时候刚刚十七岁，竟然跟当年我家大姐出嫁时候的年龄完全一样，好象命里注定我家两姐妹都必须要在这个年龄上嫁出去似地。所不同的只是，我家大姐结婚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十七岁，而我结婚的时候，那张结婚证上是写着满了二十岁的。记得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跟成大为正在谈恋爱，家里准备让我早点结婚，就把我的出生年月往前赶，报大了三岁。好象那一次人口普查以前，家乡很多人的年龄都没有个正式登记似地，人口普查干部到各个院子里来调查，家家户户地问过去，人们的出生年月都来了个自报家门，而且报的都是农历。普查干部也不问农历还是公历，就给记上了，简单得很，我就大了三岁。为了让我大三岁，比我实际上只大了一岁的我的小哥总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弟弟，所以只好也让他一夜之间大了三岁。普查干部到我们院子来调查的时候，我父亲恰好不在家，年龄都是母亲给报的。后来父亲知道我跟小哥都报大了三岁，说那样不实事求是，要不得，还是改过来好。但普查结果已经公布了，出生年月日已经登记到户口上了，父亲也就只好作罢。父亲是反对儿女早婚的，但他老人家的原则只坚持了一半，就是我的哥哥们结婚的时候几乎都已近三十岁或过了三十岁，但他的两个女儿却在相隔三十多年的前后都在十七岁的豆蔻年华出了嫁。在两个女儿的婚事上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家大姐要出嫁了，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但他孤掌难鸣，寡不敌众，斗不过村子里那个花言巧语的媒婆杨四老娘，拗不过我那被媒婆蛊惑了的母亲，也拉不回我大姐那颗一见钟情的芳心，最终不得不忍痛做出让步。等到了他这个小女儿身上的时候，父亲却表现出出奇的开通来，明知小女儿的实际年龄跟当年大闺女结婚时的年龄一样，才只有十七岁，也明知户口簿上我跟小哥哥的年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他却对我的婚事来了个网开一面！
我结婚以后，乡亲们都说支书家的小女儿好福气呢，自己有了个好工作（虽然也不是个正式工作，只是个业余演员罢了），又嫁上个工人，真个是好八字呀！我知道人们都对我羡慕不已，我自己当然也沉浸在幸福里，平时在戏台上还没唱够似地，走到哪里都还唱着歌儿。当然在剧团里是唱花旦，玩儿的时候是唱革命歌曲。只有心情好，感觉无忧无愁的人，平时嘴里才会时常哼着革命歌曲的，我是这么认为。
成大为长得很帅气，他个子高，身材匀称，有一张英气逼人的脸。不管是按他的家庭条件还是个人条件，他都是众多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一个。他是家中的独生子，从小就被父母亲娇惯着，一直到长大参加工作都没有吃过什么苦，因此身体也结实。在单位上，在同事们的眼里，成大为是以豪气和爽直出了名的。他讲义气，重感情，大手大脚，不拘小节，憨厚得象头老牛，愚蠢得象只笨猪。任何人都可以交他做朋友，他的人缘特别地好。跟他感情最深、最有共同语言的朋友是酒桌上交的朋友。他逢请必到，被请必还，有酒必醉，不醉不快，一醉方休。日子一久，豪气熏天的成大为就成了酒桌上的领袖人物，人们都听他的话，还送了一个名号给他，叫他做“成大霸”，喝起酒来他是霸气十足的，自己舍得干舍得醉舍得死，也绝不让任何人做狗熊。凡跟他在一起喝酒的狐朋狗友，最终必得都成了爬也爬不起来的“英雄”为止。他也还有一些别的雅号的，比如“成大憨”、“成大猪”、“成（程）咬金”等等，都是他的铁杆酒友送给他的。成大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管醉成什么个熊样，他都不会误了上班，绝不因为醉酒误了公事。但是，他却不能保证不误了私事。我们两个为此确实也吵过不少，当然也免不了有打架的时候。每次一争吵都会吵得个海底超天，事后酒醒了他都一律会认错。每次打架的时候，我都敢大打出手，反正他身体棒，受我女人两记也不碍大事。好在打起架来的时候他不敢放肆，该出手时还留一手。到头来是我拿他没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到后来他有了一辆摩托车以后，大家就又现了成大为另一个厉害之处了。那就是他不管醉成哪样子，他都能骑摩托车回家。他的朋友为他担心，不让他酒后骑车，他哪听得进，骑上摩托车就跑的。成大为酒后骑车常常会摔跤，摔得稀里糊涂。他的摩托车被摔得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别的什么地方都响，他还照骑不误。他常常不是跌伤了手脚，就是摔坏了屁股扭伤了腰，他的脸上跌得青一块紫一块地不算，有时伤得血淋淋的，皮肉都翻过来了。但谁要是不准他喝酒，或不准他酒后骑车，谁就不是他的朋友了。在他的摩托车还没报废之前，他已经是一脸的伤疤了，那张原本是有棱有角也确实英俊的脸，变得疙疙瘩瘩又万紫千红了，他自己却一点也不在乎。我就担心他弄不好他自己比他的那辆千疮百孔的摩托车报废得还快，但他压根就没有这个担心，还说我这是杞人忧天，就不知道他这才叫做是久经考验的真英雄呢！
忽然有一天，粮点的职工都下岗了，实际上也就是失业吧。当然不仅是他们一个粮点，据说除了国家一些大中型粮库以外，整个粮食系统下面的小站小点都上不了班了。就我们所知的，全市粮食系统都进行了一次所谓的重新洗牌，只留了大王小王及下面的q、k、、2了，其余的全部“买断”。就是一次性给你算上一笔叫做是工龄款的钱，叫你拿了这笔钱去自某出路。但这笔“买断”款到各个单位也不一样，差别很大，他有一个同事早些年想办法走后门进了市里的一家粮库，“买断”工龄以后拿了五万多块钱回家。他们粮点的人呢，每个只有一万多块钱，我们也知道这是没办法比的，万事由不得人呀。
我们拿到这一万多块钱以后，加上我平时省吃俭用抠下来的一点积蓄（他手里是拿不出一枚硬币来的），又向亲戚朋友东借西凑地凑拢了一点，我们花了几万块钱做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到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这些年里，凡见得有点本事的人，都到城里建房买房了。就拿我们南阴县来说吧，原本住在县城里的人，从当官的到经商的再到一般的普通居民，没有哪个没在那里搞房子，简直就是一窝蜂似地，大家都在攀比着，房子的面积、楼层、地皮、门面、装饰等等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条件的上了，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在上。县城里这里一个开区，那里一块商品房住宅区，另一个地方又是一个什么工业圆，某某地方又冒出来一个某某花园，楼房就一天天地长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私房的展规模，我想象不出人人手里就哪来的那么多钱，是不是南阴的地盘上下过一场“票子雨”呀，一场“票子雨”下来的话，人人抢呀夺呀，就垫成了一座座的私宅。谁让“票子雨”砸头砸得越重，砸得头破血流了，谁让“票子雨”淋身淋得越湿，淋成“票子鸡”了，谁家的私宅面积就越大，楼层就越高，装饰就越豪华，地段就越值钱，门面的身价就越高。听我哥哥说的，自然界什么奇怪的现象都有，叫做什么自然奇观来着。比方说就有过什么“青蛙雨”、“死鱼雨”、“石头雨”……甚至连“子弹雨”都有的，不知道何故有地方现天外飞来的子弹无端地伤了人呢！有个电影里面不是看到一架飞机飞过偏僻的山区，撒下来数不尽的票子，那不就是真正的“票子雨”了吗，一个傻乎乎的家伙捞了一把“雨”中的票子，就变成了爆户了。看到县城里那么多的私宅，我只能想象是不是一场什么“票子雨”下成的。住在县城里的人搞了房子了，不在县城里工作的人也到县城里搞了房子了，下面乡镇里的人，都拥挤着到县城里搞了房子或搞房子去了。在乡镇工作的人，周一驱车或搭车到单位去上班，周末就都往县城里赶。在乡下上班的人，一门心思想着常回县城看看，巴不得天天呆在县城里头。县城象个大鸡鸭笼子，工作日里将大群的鸡鸭放到了乡下，周末是鸡鸭回笼的时候了，趋之若骛地奔回他们在县城的窝。本事大点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忙着往县城里调。在县城里没有房子（不管是住房还是门面），那简直就是窝囊废，是脓包，是梦中人，还没醒呢！县城大了，县城高了，人的面子大了，人瘦了。当然也有没瘦的，或一如既往地胖着，或更加胖了，那只是一小部分人。
前些年，除了建房子，人们还忙着买户口，当然是城镇户口。花上一笔可观的钱，那人就是“非农”了，就成了吃国家粮的了，人们照样趋之若骛。县城更大了，县城的腰包鼓了，新“非农”们勒紧裤带了，人更瘦了。有人更胖了，胖得走不动了，走路象鸭子一般地摇了。
我家成大为跟他父母亲都是“非农”户口，那时我们也曾经核计着去买两个“非农”户口，把我跟儿子的户口也给“非农”算了，那是多大的面子呀。但是我哥哥劝我们不要去花那笔钱，他说了很多道理，我们听了他的，最终没有行动。
现在买房子，我们没有考虑到县城里买，我们盘算着往更高处走。哥哥工作所在的城市是个地级市，比县城是高了一级的。他们的城市那些年同样在卖户口，他们的城市当然长大长高得更快。我们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开区里买下了一套住房，我们就搬进城里去住了。我们这里是开区的一个中心大市场，我们住进来以后才现，这个大市场里头住着的，几乎都是乡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舍得一身寡，花了血本买了住房或门面的。我们成了新一代城里人，准确地说应该可以叫做是“后天”城里人吧，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按我哥哥的话说，我们是新一代的拓荒。我们愿意来拓荒，成为创业，成为“后天”城里人。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自然的城里人了，下一代的下一代就是天然的城里人了。
住进城里的新房子里，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了！想想看，是在比县城更大的城市，这是我们自己的新房子！我在自己的新房子里转呀转呀，转不够也转不晕，只是我的心里晕了，我感觉自己就象是又结了一次婚一样地甜蜜幸福。我把个新房子爱惜得跟我的孩子一样，我感觉这新房子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国家职工只准生一胎，我们的头胎是个儿子，现在都大了。这新房子就象是我们的第二胎，是个闺女，我们“超生”了，我们被“罚”了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是领“孩子”吧！我们终于抱回了自己的“闺女”。我把“闺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收拾得一干二净，哪里有一根头也不放过。这可苦了成大为，他一向邋遢惯了，还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我说你都是城里人了，城里人还随地吐痰！你看这地板砖，跟床上是一样干净的，不是乡下那个泥巴地了，一口痰打地上给一只臭脚划拉一下算了，你想想看，不作呕呀！成大为受不了，他说他搬回乡下去住算了，让我们母子两个在新房子里乐吧！我说我们母子不留你，要走你走好了。但他哪里走得了，面子放哪里去？
住在新房子里不能成天心里美着吃空气，肚子里要进货，一屁股债要还，儿子读书要钱，老人家生活费要给，人情往来要开销。下了岗的人都在自谋出路，中心大市场里的乡下人――今天的城里人，也都在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打临工的，拖板车的，摆地摊的，卖小菜水果的，开杂货店、饮食店、理店、早餐店等等这店那店的，修鞋子的，开出租摩托车的，擦皮鞋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成大为下岗之前，我们镇里的业余剧团早就散了伙了，我已经在家游手好闲好些年了。现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试过小服装店，亏了。开了一阵早餐店，没赚到钱，人累得几乎要趴下了。后来我索性跑到广东去打工，是经熟人介绍才进得了一家公司的，女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做什么都难了，钱不好赚，不知道有多苦，但再苦我也能吃得，只要不倒下，也有几百块钱一个月，总比没有强呀。但是，不到半年，成大为要我回家，说是在家里找点别的事情做算了，他是放心不下我。我想只要吃得苦，水到山前总有路，就又回到了家中。
我说我们总要寻点事情做呀，你看市场里的人哪个是在家里空等着的。我哥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事做，没有工作不等于没有事做，没有工资不等于没有收入。他要我们两个跟着人家摆个地摊，卖个小菜水果什么的，至少也能保住几张嘴。但成大为不愿意做，他认为那不是他可以做的事情。要他去开出租摩托车，他也认为那是跟拉板车、卖小菜一个档次的活儿，想都不去想。
那么，他到底要等着去做什么事呢？或，天底下会有什么样的好事情等着他成大为去做呢？
第三十七章大有作为(2)
101成大为有个亲戚办了一所职业学校，是学校的董事长。办学校的不是校长而是董事长了，这是现在的新名称，挺时髦的。当然校长也是应该有的，但现在的校长就算不得是一把手了，他跟所有的老师一样，都是给董事长打工的。除了打工的，学校里还有打杂的。他的亲戚董事长看他没有事做，让他去搞学校的事务工作，可以在学校里吃住，给三百块钱一个月。成大为满有兴致地去了，他说是到学校里上班了。他不喜欢说打工，在学校里做事，是一份工作，是上班，他是有工作的人了。市场里那些卖小菜水果的熟人见了他跟他打招呼说，到哪里工作了呀？他说到学校上班了。人家说你老兄还是有本事呀，不象我们，只能做点苦力！他听了特别受用，就如同是口袋里有了一把钞票一样地满足。
董事长封他为学校的事务主任，老师们学生们都喊他成主任了，他心里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受。后来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成主任”的名称带到了市场里，熟人见了他也都喊他成主任了，说有本事的还是有本事的，都当了学校的主任了，拿多少薪水呀？起码也得有个千儿八百的吧？成大为有点谦虚地说，钱是不多，工作倒比较轻松，我还不是图个轻松才肯去当这个主任的！
事实上，他那档子事哪来的轻松？他天天累得象个猴子，但他心里美着，他乐意。他说主任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管的事情很多呢！
他本来可以在学校里吃住，但他不愿意住到学校里。他每天很早就起床，搭车去学校，夜晚再搭车回来。早上赶第一班车到学校里，还是赶不上学校食堂里的早餐，他就只好先到市场里吃了早点才去搭车。我给他算了一下帐，每天搭车来回要两块钱，早餐一碗米粉一块钱，一天至少要抽一包香烟，就算是两块五毛钱一包的“红豆”吧，一个月下来也得要一百六十五块钱，他的工资就只剩下一百三十五块钱。他那“酒桶”、“酒缸”、“酒仙”、“酒霸”、“酒王”等等荣誉称号早已经传到了学校里，因他是董事长的亲戚，不大不少还是个事务主任，老师们请客的时候就会叫上他。别人笑他说什么时候成主任请客呀，他总含糊着等有空就请弟兄们豪一把。但你不能一直含糊下去不兑现，一百多块钱还不够到酒家点三个菜加几瓶啤酒！就算是请大家到夜宵摊子上去吃夜宵，少说也得化上个几十块钱吧，一百三十五块钱就还不够两次夜宵摊子消费的，上酒家就不要巴望了。他说他现在总比当初没有事做要好些吧，我就看得出来他对当这个事务主任很有一番热情，也只好由他去了。
等到他三番五次要到我手里拿零钱用了，我就忍不住说了：“你这叫做干的是哪门子事呢，连自己的嘴巴都没供应到，怎么养家？”他经不住我的再三唠叨，终于在当了半年的主任后又回家来了。
成大为在他亲戚办的学校里当事务主任的时候，跟一个姓匡的老师打得火热，成了铁杆弟兄。匡老师也是个酒鬼，比他大得几岁，自称老大，成大为是老二，还有个老师就是老三了。成大为虽然没在学校里做事了，但他们三个人还是时而要聚上一聚的。有一次他们三人在夜宵摊子吃饭，是老大匡老师请的客。老大说想跟成大为两个合伙去做个生意，不知道老二有没有兴趣。成大为忙问是什么事，老大说他有个亲戚在一家纸业集团（以前是个造纸厂），他们那个集团要在我们市的一个山区县建一个造纸用材基地，用材基地的第一批桉树苗的栽培要实行对外承包。如果去承包一片山地的苗木栽培，搞得好的话可以赚一笔好钱。匡老师跟他算了算帐后说道，一年下来他们两个人每人可以赚上两三万块呢。成大为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跟老大碰了一大杯。在场的老三说，你们两个吃肥肉就单单丢了我呀！老大对老三说你就先干好你那一份吧，老二现在没有事做，需要帮他一把。如果有钱赚，明年你再来。老大说着又跟老三碰了一杯，老三表示理解，说了句：“苟富贵，勿相忘！”也把杯中酒干了，三个人都喝了个痛快淋漓才散。
成大为回到家中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跟我说了这件事，我说有钱赚谁不想干，我担心的是你成大为几杯酒下去就什么也把握不了，哪晓得个天高地厚！你要去做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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