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对于今天不能对人民履行职责的统治者，孟子也完全会说同样的一番话。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实施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标准，从而造成生命和健康损失，那么领导人显然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自然灾害”、私营矿主黑心或奶农的贪婪，而是要为未能认真对待生命并防控危害而承担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今天实施了“高官问责制”：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灾害，相关负责人都面临“引咎辞职”的压力。例如在安徽阜阳的“毒奶粉”使数名婴儿死亡、众多儿童致病之后，福建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在不堪问责的压力下而自杀，参见《福建福鼎市质监局长因劣质奶粉事件自杀》，《*潢色小说 .shubao2./class12/1.html大河报》2004年6月22日。
孟子不仅阐述了人民的“父母官”必须符合的一般标准，而且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不能施行仁政的具体统治者。例如他公开批评梁惠王不仁：“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这个梁惠王不仅不能施行仁政，反而为了扩张土地而连年发动战争并惨遭失败；为了反败为胜，他驱使更多的臣民充当自己的炮灰。在孟子看来，这比孔子所谴责的“始作俑者”还要恶劣百倍。
当然，孟子也谴责那些为虎作伥的乱臣贼子；没有他们的协助，暴君就不可能实现其贪欲或野心：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
这些“民贼”背弃了仁政，因而必然也和儒家原则格格不入：“君子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孟子·离娄上》。儒家认同的为臣原则是，对于王族的大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外族大臣，“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
如果君主不能施行仁政并屡教不改，那么他将最终失去维持王位的正当性，沦为一个独夫民贼。在孟子看来，商汤、文武讨伐桀纣非但不构成弑君之罪，而且完全是正义之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革命性理论为推翻暴君统治的起义提供了合法性，比洛克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的类似学说早了两千年。中国的“替天行道”和洛克的“向天呼吁”(appeal to heaven)意思颇为相近，参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y press (1988), p**28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