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乡间，终于永远定居乡间。”等等。
这时，父亲唯恐我们对客人有所指责，便抢先对妈妈说：“我承认诺布瓦老头，用你的话说，有点迂腐。他刚才说对巴黎伯爵提问会不成体统，我真怕你会笑出来。”
“你说到哪里去了，”母亲回答说，“我很喜欢他，他地位这么高、年龄这么大，还能保持这种稚气，这说明他为人正直又颇有教养。”
“不错。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机警和聪明，这一点我最清楚，他在委员会上判若两人。”父亲抬高嗓门，他很高兴德·诺布瓦先生能受到母亲的赞赏，并且想证明他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因为好感往往抬高对方，揶揄往往贬低对方），“他是怎么说的……‘王公们的事难说……’”
“对，正是这样。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锐，显然他的生活经验很丰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万夫人家吃饭，而且还在那里遇见了正派人，公职人员。斯万夫人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人的呢？”
“你没注意他那句俏皮话吗？‘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们。’”
于是两人都努力追忆德·诺布瓦说这话的声调，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龙1在表演《女冒险家》2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3时的语调。然而，诺布瓦先生的用词所受到的最高赞赏却来自弗朗索瓦丝。多年以后，每当人们提起大使称她为“第一流的厨师头”时，她还“忍俊不禁”。当初母亲去厨房向她传达这个称呼时，俨然如国防部长传达来访君主在检阅后所致的祝词。我比母亲早去厨房，因为我曾请求爱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丝在宰兔时不要让它太痛苦，我去厨房看看事进行得如何。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一切顺利，干净利索：“我还从来没遇见像这样的动物，一声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哑巴。”我对动物的语知之甚少，便说兔子的叫声比鸡小。弗朗索瓦丝见我如此无知，愤愤然地说：“先别下结论。你得看看兔子的叫声是否真比鸡小，我看比鸡大得多哩。”弗朗索瓦丝接受德·诺布瓦先生的称赞时，神态自豪而坦然，眼神欢快而聪慧—尽管是暂时的—仿佛一位艺术家在听人谈论自己的艺术。母亲曾派她去几家大餐馆见习烹调手艺。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馆称做小饭馆。我
1布雷桑、迪龙均为著名演员。
2法国剧作家奥吉埃（1820—1889）的作品。
3奥吉埃与桑都合写的五幕喜剧。
听了甚为高兴，如同我曾现戏剧艺术家的品质等级与声誉等级并不一致时那样高兴。母亲对她说：“大使说在哪里也吃不到你做的这种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丝带着谦虚而受之无愧的神表示同意，但大使这个头衔并未使她受宠若惊。她提到德·诺布瓦先生时，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这是一个好老头，和我一样。”因为他曾称她为“头”。他来的时候，她曾经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妈妈最讨厌别人在门后或窗下偷看，而且会从别的仆人或门房那里得知弗朗索瓦丝偷看过（弗朗索瓦丝看见处处是“嫉妒”和“闲碎语”，它们之作用于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稣会或犹太人的阴谋之作用于某些人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着厨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释”，而且，当她看见德·诺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样和“灵巧”的姿势时，她“真以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实这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谁也做不出你这样可口的冻汁来（当你肯做的时候），这出于什么原因？”母亲问她。“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变来的。”弗朗索瓦丝说（她不清楚动词“来”—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动词“变来”究竟有什么区别）。她这话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她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揭示她的冻汁或奶油的成功诀窍，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与自己的装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与自己的歌喉，她们的解释往往使我们不得要领。我们的厨娘对烹调也是如此。在谈到大餐厅时，她说：“他们的火太急，又将菜分开烧。牛肉必须像海绵一样烂，才能吸收全部汤汁。不过，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烧得不错。我不是说他们做的冻汁和我的完全一样吗？
23（二）（5）
不过他们也是文火烧的，蛋奶酥里也确实有奶油。”“是亨利饭馆吧？”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的父亲问道，他很欣赏该隆广场的这家饭馆，经常和同行去那里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丝说，柔和的声音暗藏着深深的蔑视，“我说的是小饭馆。亨利饭馆当然高级啦，不过它不是饭馆，而是……汤铺！”“那么是韦伯饭馆？”“啊，不是，我是指好饭馆。韦伯饭馆在王家街，它不算饭馆，是酒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们连桌布也没有。什么都往桌子上一放，马马虎虎。”“是西罗饭馆？”弗朗索瓦丝微微一笑，“啊，那里嘛，就风味来说，我看主要是吸引上流社会的女士（对弗朗索瓦丝来说，上流社会是指交际花之流）。当然哪，年轻人需要这些。”我们觉弗朗索瓦丝虽然神淳朴，对名厨师来说却是令人畏惧的“同行”，与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员相比，她毫不逊色。但我们感到她对自己这门手艺有正确的态度，她尊重传统，因为她又说：“不，我说的那家饭馆以前能做出几道大众喜欢的可口菜。现在的门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赚了不少的苏（勤俭的弗朗索瓦丝是以‘苏’来计算钱财的，不像倾家荡产者以‘路易’来计算）。太太认识这家饭馆，在大马路上，靠右手边，稍稍靠后……”她以这种公允—夹杂着骄傲和纯真—口吻谈到的饭馆，就是……英吉利咖啡馆。
元旦来到了，我和妈妈去拜访亲戚。她怕累着我，事先就按照爸爸画的路线图将要去的人家按地区、而不是按亲疏的血缘关系分成几批。我们去拜访一位远房表亲（她住得离我们不远，所以作为），可是我们一踏进客厅，母亲便惊惶不安，因为一位好生疑心的叔叔的好友正在那里吃冰糖栗子或果仁夹心栗子，他肯定会告诉叔叔我们最先拜访的不是他，而叔叔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因为他认为我们自然应该从玛德莱娜教堂到他住的植物园，然后是奥古斯坦街，最后再远征医学院街。
拜访结束以后（外祖母免除了我们的拜访，因为那天我们要去她那里吃饭），我一直跑到香榭丽舍大街那家商店，请女老板将一封信转交给每星期来买几次香料蜜糖面包的斯万家的仆人。自从希尔贝特使我十分难过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在元旦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们旧日的友谊与过去的一年一同结束了。我的抱怨和失望已成往事。从元月一日起，我们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友谊，它将异常牢固，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它将十分美好，我希望希尔贝特殷勤照料它，使它永葆美丽，而且，万一出现任何威胁它的危险时，她必须及时告诉我，正如我答应要告诉她一样。在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丝让我在王家街的拐角处停下，那里有一个露天小摊，她挑了几张庇护九世和拉斯巴耶1的照片作为新年礼物，而我呢，我买了一张拉贝玛的照片。女演员的这张唯一的面孔，与她所引起的形形色色的赞誉相比，似乎显得贫乏，它像缺乏换洗衣服的人身上的衣服一样，一成不变而又无法持久。上嘴唇上方的那个小皱纹、扬起的眉毛，以及其他某些生理特征，它们总是一成不变，而且随时有被烧和被撞的
1庇护九世为罗马教皇，拉斯巴耶（1794—1878）为法国著名记者及政治家。
危险。单凭这张面孔并不使我感到美，但我却产生了亲吻它的念头和，因为它一定接受过无数亲吻，还因为它在“照片卡”上似乎用卖弄风的温柔眼光及故作天真的微笑在召唤我。拉贝玛一定对许多年轻人怀有她在菲德尔这个人物的掩饰下所供认的种种欲念，而一切—甚至包括为她增添美丽，使她永葆青春的显赫声誉—能使她轻而易举地满足。黄昏降临，我在剧场海报圆柱前停住，观看关于拉贝玛元月一日演出的海报。微风湿润而轻柔，这种天气我十分熟悉。我感到、预感到，元旦这一天和别的日子并无区别，它并非新世界的第一天—在那个新世界里，我将有机会重新认识希尔贝特，如同创世时期那样，仿佛过去的事都未生，仿佛她有时使我产生的失望及其预示未来的迹象统统不存在了。在那个新世界中，旧世界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我希望得到希尔贝特的爱。我明白，既然我的心希望在它周围重建那个未曾使它得到满足的世界，那就是说我的心并未改变，因为我想希尔贝特的心也不可能改变。我感到新友谊与旧友谊并无区别，正如新年和旧年之间并不隔着一道鸿沟。我们的愿望既无法支配又无法改变岁月，只好在岁月毫无所知的况下对它换一个称呼。我想将新的一年献给希尔贝特，将我对元旦的特殊想法刻印在元旦这一天上—好比将宗教重叠于盲目的大自然规律之上—但这都是徒劳和枉然的。我感到它并不知道人们称它元旦，它像我所习惯的那样在黄昏中结束。微风吹着广告圆柱，我又感到往昔时光的那共同的永恒物质，它那熟悉的湿气和它那懵懂无知的流动性。
24（二）（6）
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
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拉贝玛的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慌乱心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番茄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会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1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
1法国诗人维尼（1797—1863）的诗《号角》。
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展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1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2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3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希尔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见她，因为，我甚至连她的面貌也记不清了。我们以一种探索的、焦虑的、苛求的态度去看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待那句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话语，而在这句话来到以前，我们或同时或轮流地想象欢乐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时，我们的注意力战战兢兢，无法对她（他）获得一个
1加布里埃尔（1698—1782）著名建筑师，此处所指的建筑修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
2工业大厦是为1855年博览会修建的；特罗卡德罗宫是为1878年博览会修建的，两者皆已拆毁。
3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两幕四场轻歌剧。
清晰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各种感官同时进行的、但又仅仅是试图通过视力来认识视力以外的东西的活动，它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千种形式、味道和运动也许过于宽容。的确，当我们不爱某人时，我们往往使她（他）静止。我们所珍爱的模特儿时时在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我的确忘记了希尔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颜的那神奇的瞬间—因为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既然见不到那张亲爱的面孔，我便极力回忆，但也枉然，我恼怒地找到两张无用而惊人的面孔，它们精确至极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女贩。一个人失去了亲爱者，连在梦中也永远见不到她（他），却接连不断地梦见那么多讨厌鬼，更觉气恼，因为清醒时看见他们就已经难以容忍了。既然没有能力描绘痛苦思念的对象，人们便谴责自己不感觉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
25（二）（7）
她终于回来了，几乎天天和我一起玩。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能获得—从她那里获得—新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爱在日日更新。但突然又有一件事改变了每日下午两点钟我的爱方式。是斯万先生现了我写给他女儿的信，还是希尔贝特为了让我多加提防才将早已存在的况告诉我呢？有一次，我对她说我十分钦佩她的双亲，她露出一种含糊的、有保留的、秘密的神气—在谈到她该做什么、买什么、拜访什么人时，她常常是这种神气—突然说：“你知道，他们可看不上你！”然后像滑溜溜的水精一样（这是她的习惯）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往往与话语极不协调，像音乐一样在另一平面勾画出另一个看
不见的表层。斯万先生和夫人没有要求希尔贝特不再和我玩耍，但他们希望—她认为—这件事根本没有生。他们不喜欢她和我来往，认为我品德不高尚，对他们的女儿只能产生坏影响。斯万认为我属于那类厚颜无耻的青年。在他的概念中，这种人憎恶自己所爱恋的少女的父母；虽然当面大献殷勤，背后却和她一起嘲笑他们，怂恿她将他们的话当耳边风，而等少女到手以后，甚至不许她再与父母见面。与此种形象（最可鄙的人也绝不会这样看待自己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心中的感。我对斯万充满了强烈的感，我相信，如果他稍有觉察，定会懊悔对我判断失误，仿佛这是一桩错案！我大着胆子将我对他的这番感写进一封长信，请希尔贝特转交给他。她答应了。可是，唉！出我意料，他竟以为我是一个更大的伪君子。我在十六页信纸中如此真实描述的感竟受到他的怀疑。我那封热而真诚的信，如同我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讲的热而真诚的话一样，毫无效果。第二天，希尔贝特将我领到小径上的一大丛月桂树后面，那里很僻静，我们每人挑一张椅子坐下，她告诉我她父亲看信时耸肩说：“这一切毫无意义，反而证明我看得准。”我自信动机纯洁、心地善良，因此更为恼怒。我的话居然未触及斯万的荒谬错误的一根毫毛！他当然是错误的、我深信不疑。既然我对自己的慷慨感的某些不容置疑的特点作了如此精确的描述，而斯万仍然不能立即根据这些特点来辨认我的感并请求我宽恕他的错误，那么一定是因为他本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崇高的感，所以也无法理解别人会有这种感。
也许仅仅因为斯万知道慷慨只是我们自私的感在未被分
类定名以前所经常采取的内部形式，也许他认为我对他的好感只是我对希尔贝特的爱的简单效果（及热的肯定），而我将来的一切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这个爱，而不取决于由此派生的、我对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预，因为我还不能将我的爱与自我分开，还不能从实验的角度估计后果。我灰心失望。我得离开希尔贝特片刻，因为弗朗索瓦丝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间带有绿色金属网纱的小亭，它很像废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税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内部修设了英国人所谓的盥洗室，而法国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国时髦，称它为“瓦泰尔克洛泽”1。我在门廊里等待弗朗索瓦丝，潮湿而陈旧的墙壁散出清凉的霉味，使我立刻将希尔贝特转达的斯万的话所带来的忧虑抛在脑后，并使我充满了乐趣，这不是那种使我们更不稳定的，难以被我们挽留和驾驭的乐趣，而是一种相反的、我可以信赖的、牢固的乐趣，它美妙、温静，包含丰富而恒久的真实，它未被说明，但确凿无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盖尔芒特那儿散步一样，努力探求这种强烈感受的魅力，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去审询这古老的气息，它邀请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实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给我的乐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满脸脂粉、戴着红棕色假的老妇对我说话了。弗朗索瓦丝说她“家庭蛮不错”，因为她的女儿嫁给了弗朗索瓦丝口中的“富家子弟”，他与工人有天壤之别，正如圣西门认为公爵与“出身下层”的人有天壤之别一样。当然，这位老
26（二）（8）
1即英文wter-closet的法语音。
板娘在干这一行以前大概命途多舛，但弗朗索瓦丝肯定说她是侯爵夫人，属于圣费雷奥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叫我别待在凉处，甚至为我打开一扇门说：“您不想进去？这间很干净。不用给钱。”她这样做也许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样，每次我们去订东西，她们总是从柜台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块糖递给我，可惜妈妈不许我接受。她也许还像那位卖花的、别有用心的老妇人，当妈妈为“花坛”挑选鲜花时，这位妇人一面给我送秋波，一面递给我一枝玫瑰花。总之，如果说“侯爵夫人”喜欢男童，向他们打开男人们像狮身人面像一样蹲着的石墓小间的门的话，那么，她在这种慷慨之举中寻求的不是腐蚀的尝试，而是寻求向所爱者乐善好施而不图回报的乐趣，因此，我在她那里从未见过别的主顾，只有一个年老的公园看守。
片刻以后，我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别，然后我又离开弗朗索瓦丝去找希尔贝特。我现她正坐在月桂花丛后面的椅子上。这是为了不被她的同伴看见，她们正在玩捉迷藏。我走去坐在她身旁。她将头上的软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仿佛在“窥视”。我第一次在贡布雷看见她时，她就是这种梦幻的、狡猾的眼神。我问她有没有办法让我和她父亲当面谈谈。她说她曾向父亲提过，但他认为毫无必要。
“拿着，”她接着说，“拿走你的信，我得去找同伴了，既然她们找不到我。”
如果此时此刻，在我尚未拿到信（如此诚恳的信居然未能说服斯万，简直不可思议）以前，斯万突然来到，我也许会看到他的话不幸而中。希尔贝特在椅子上仰着身子，叫我接信却不递给我，于是我凑近她，我感到她身体的强烈吸引力，我说：“来，你别让我抢着，看看谁厉害。”
她把信藏在背后，我的手掀起她垂在两肩的辫，伸到她颈后。她披着垂肩的辫，也许因为这适合她的年龄，也许因为母亲想延长女儿的童年，好使自己显得年轻。我们搏斗起来，弓着身子。我要把她拉过来，她在抵抗。她那张由于用力而热的脸颊像樱桃一样又红又圆，她笑着，仿佛我在胳肢她。我将她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好似想攀登一株小树一样。在这场搏斗之中，我的气喘主要来自肌肉运动和游戏热，如同因体力消耗而渗出汗珠一样，我渗出了我的乐趣，甚至来不及歇息片刻以品尝它的滋味。我立刻将信抢了过来。于是，希尔贝特和气地对我说：“你知道，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再搏斗一会儿。”
也许她朦胧地感到我玩这个游戏有另一层未明的目的，不过她没有看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唯恐她有所觉察（片刻以后她作了一个廉耻心受到冒犯的、收缩而克制的动作，可见我的害怕不无道理），便答应继续玩搏斗，免得她认为我并无其他目的，而信既已抢到手，我便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间带金属网纱的小亭子的凉爽、略带烟炱味的气息使我接近了一个在此以前隐藏的形象，而并未使我看到它或识辨它。这个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贡布雷的那间小房，它也散着同样的潮气。然而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形象的回忆何以使我如此快乐？我不明白，
暂时也不想弄明白。此时，我感到德·诺布瓦先生对我的蔑视的确有理，一来我所认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仅仅是“吹笛手”；二来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不是出自某个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种霉味。
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家庭中，每当客人提到香榭丽舍大街这个名字，母亲们便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仿佛站在她们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而她们曾多次见他误诊，因此无法再信任他。据说香榭丽舍公园对儿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许多孩子烧。妈妈的几位女友对她继续让我去香榭丽舍大惑不解，她们虽然没有对她的母爱表示公开怀疑，但至少对她的轻率感到惋惜。
27（二）（9）
神经过敏者也许是极少“倾听内心”的人，虽然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在自己身上听见许多东西，后来觉不该大惊小怪，从此便听而不闻。他们的神经系统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实仅仅是因为天要下雪或者他们要搬家，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于对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战斗热的驱使下，对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几天。有一天，我带着惯常的种种不适的感觉（我对它们持续的内部循环像对血液循环一样，始终不予理睬），轻快地跑进饭厅，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于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样对自己说，冷也许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暖，而是因为受到呵责；不感饥饿表示天要下雨，而并不表示不需进食—可是，当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时，一阵恶心和眩晕使我停下来，这是刚刚开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无动于衷来掩盖和推迟病兆，但疾病却顽固地拒绝食物，使我无法下咽。这时，在同一瞬间，我想到如果别人现我病了便不会让我出门，这个念头（像伤员的本能一样）给予我勇气，我蹒跚地回到卧室，量出我高烧四十度，然后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丽舍大街。虽然我的表层有气无力、十分虚弱，但我的思想却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与希尔贝特玩捉人游戏的甜蜜快乐。一小时以后，我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边的幸福，仍然有力量来享受快乐。
一到家，弗朗索瓦丝便对众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热病”，并马上请来了医生。医生宣称，“倾向于”肺充血所引起的“极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烧，它仅仅是“一把稻草火”，将转化为更“阴险”、更“潜在”的形式。很久以来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认为我酒精中毒，可是医生不顾她的反对，劝我在快病时除了服用能够疏畅呼吸的咖啡因以外，还应该适当喝点啤酒、香槟酒或白兰地酒。他说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现象”会防止哮喘作。因此，为了向外祖母讨酒，我无法隐瞒，不得不尽量显示我呼吸困难。每当我感到即将犯病，而对病又无法预料时，便忧心忡忡，我的身体—也许因为太虚弱而无力独自承担疾病的秘密，也许因为害怕别人不知我即将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险的事—使我感到，必须将我的不适精确地告诉外祖母，而这种精确性最后变成一种生理性的需要。每当我在自己身上现一种尚未识辨的症状时，我必须告诉外祖母，否则我的身体会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装不理睬，那么我的身体会令我坚持到底。有时我走得太远，于是，在那张不再像往日一样能克制自己的亲爱的面孔上，出现怜惜的表和痛苦的挛缩。见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难受，便扑到她怀中，仿佛我的亲吻能够抹去她的痛苦，我的爱能够像我的幸福一样使她欢悦。既然她已确知我如何不适，我便如释重负，我的身体也不再反对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说这种不适并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怜我，我向她保证说我是快乐的，我的身体只是想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怜惜，只要别人知道它右边疼痛就够了，它并不反对我说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构成对我的快乐的障碍，它并不以哲学自炫，哲学与它无缘。在痊愈之前，几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作几次。一天晚上，外祖母离开我时我还平安无事，可是她在夜深时又来看我，却见我呼吸急促，她大惊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马上走了出去，大门一阵响动，不久她便拿着刚出去买的白兰地酒进来，因为家里没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轻松。外祖母脸色微红，神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气馁。
“我还是走开，让你轻松轻松吧。”她说，并且突然离开我，但我仍然亲吻了她并且感到她那清新的面颊有点湿润，莫非这是她刚才穿越的黑夜空气所留下的湿气？我无从得知。第二天，一直到天黑她才来到我的卧室，据说她白天不得不出门。我觉得她在对我表示冷淡，但我克制自己不去责备她。
28（二）（10）
充血的毛病早已痊愈，但我仍然感到窒息，这是什原因呢？于是父母请来了戈达尔教授。对于在这种况下被请的医生来说，仅仅有学问是不够的。他面对的症状可能属于三四种不同的疾病，最终要靠他的嗅觉和眼力来判断是哪一种病，虽然表象
几乎相同。这种神秘的天赋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具有超群的智力。一个喜欢最拙劣的绘画、最拙劣的音乐、没有任何精神追求、俗不可耐的人也完全可以具有这个天赋。就我的况而，他所观察到的具体症状可能有多种起因：神经性痉挛、刚刚开始的肺结核、哮喘、伴有肾功能不全的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慢性支气管炎，或者由这其中好几个因素构成的综合征，对付神经性痉挛的办法是别把它当回事，而对付肺结核则必须精细从事，采取过度饮食疗法，而过度饮食对哮喘之类的关节性疾病十分不利，对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则极端危险，而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所要求的饮食对肺结核病人来说又是致命的。然而，戈达尔只犹豫片刻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宣布处方：“大泻强泻。几天以内只能喝奶。禁肉、禁酒。”母亲喃喃地说我急需滋补，我已经相当神经质了，这种大泻和饮食会使我垮掉的。戈达尔的眼神焦虑不安，仿佛害怕误了火车，我看出来他在自问刚才的话是否过于出自他温顺的天性，他在努力回顾刚才是否忘记戴上冰冷的面具（仿佛人们寻找镜子来看看是否忘了打领带）。他心存疑虑，想稍加弥补，便粗声粗气地说：“我一向不重复处方，给我一支笔。只能喝牛奶。等解决了呼吸困难和失眠以后，你可以喝汤，我不反对再吃点土豆泥，不过一直要喝奶、喝奶。这会使你高兴的，既然现在西班牙最时髦，啊莱！啊莱！1（他的学生很熟悉这个文字游戏，因为每次当他在医院里嘱咐心脏病人或肝病人以牛奶为主食时，他总是这样说）然后你可以逐渐恢
1西班牙语，斗牛时高呼的“加油”，按谐音为法语的“喝奶”，此为同音异词的文字游戏。
复正常生活。不过，只要再出现咳嗽和窒息，你就再来一遍：‘泻药、洗肠、卧床、牛奶。’”他冷冷地听着母亲最后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不屑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种疗法便告辞而去。父母认为这种疗法不仅治不了我的病，而且无谓地大伤我的元气，因此不让我试用。当然他们尽量不让教授知道我们没有按他的话去做，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凡是可能与教授相遇的社交场所，他们一概不去。后来，我的病日趋严重，他们才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戈达尔的处方。三天以后，我便不再气喘，不再咳嗽，呼吸也通畅了。于是我们明白，戈达尔看出我的主要病因是中毒（虽然他后来说，他认为我也有哮喘，特别是有点“疯癫”）。他冲洗我的肝和肾，使我的支气管畅通无阻，从而使我恢复呼吸、睡眠和精力。于是我们明白这个傻瓜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我终于起床了，但是他们不再让我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据说那里空气不好。我认为这只是不让我见到斯万小姐的借口，所以我强迫自己时时刻刻念着希尔贝特的名字，就像是被俘者努力保持母语，以免忘记他们将永远不能重见的祖国。母亲有时用手摸着我的额头说：“怎么，小儿子不再把烦恼告诉妈妈了？”
29（三）（1）
弗朗索瓦丝每天走近我时都说：“瞧瞧先生的气色！您没照镜子吧，像死人！”如果我只是得了感冒，弗朗索瓦丝也会摆出同样哀怜的面孔。这种忧伤更多的是由于她的“等级”，而并非由于我的病。当时我分辨不出弗朗索瓦丝的这种悲观是痛苦还是满足，我暂时认为它具有社会性及职业性。
有一天，邮递员来过以后，母亲将一封信放在我床上。我将信拆开，漫不经心，因为它里面不可能有唯一能使我快乐的签名—希尔贝特的签名，我和她除了在香榭丽舍大街见面以外没有任何来往。在信纸的下方有一个银色印章，里面是一位戴着头盔的骑士以及下面排成圆形的格—previrect11。信中的字体粗大，每一句话似乎都用了加强号，因为“t”字母上的横道不是画在中间，而是画在上面，等于在上一行对应的字下面画了一道。在信的下方我看到的正是希尔贝特的签名。不过，既然我认为在我收到的信中不可能有她的签名，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也未感到欣喜。霎时间，这个签名使我周围的一切失去真实性。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签名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与我的床、壁炉、墙壁玩四角游戏。我眼前的一切摇晃起来，仿佛我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我在思考莫非存在另一种生活，它与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但它却是真实的，当它突然向我显现时，我满心犹豫，仿佛雕刻家的《末日审判》中那些站在天堂门口的死而复生的人一样。信里说：“亲爱的朋友：听说你曾得了重病，并且不再来香榭丽舍了。我也不去那里，因为那里有许多病人。我的女友们每星期一和星期五来我家喝茶。妈妈让我告诉你，欢迎你病好以后来，我们可以在家里继续在香榭丽舍大街有趣的谈话。再见，亲爱的朋友，但愿你的父母能允许你常来我家喝茶。谨致问候。希尔贝特。”
在阅读这封信时，我的神经系统以奇妙的敏捷性接收了信息，即我遇见了喜事。然而我的心灵，即我本人—主要的当事人—并不知晓。幸福，通过希尔贝特获得幸福，这是我
1拉丁文，意即正直无欺。
一直向往的、纯粹属于思想性的事，正如莱奥纳尔说绘画是sntle1。满篇是字的信纸不能马上被思想吸收。然而当我读完信以后，我想到它，它便成为我遐想的对象，成为sntle，我爱不释手，每隔五分钟就得再读一遍，再亲吻一次。于是，我认识了我的幸福。
生活里充?br/>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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