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颤》
性层面：千年心颤抖
“一个丈夫一个老婆，这玩意儿合理吗？合时代潮流吗？” 如果一夫一妻制已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只是靠道德法律在维系，只是习惯势力的延续，对偶婚姻如果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总有一天会像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坍塌，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与时俱进？是否应当冒险超前？
《性文化心理透视》前言
自从人类揖别猿类，是否还留了一条“猿的尾巴”——性茭配？性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无论是宏论滔滔的思想家还是下笔如神的文人墨客，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猥琐庸辈，只要提及人尚有“动物的本能”时，都毫无例外地是指——性。
医学对人体各个器官以至于神经系统、精神因素等等所做的生理解剖分析，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人会因大夫或医学家把人还原为动物（或者生物）而羞愤。因为谁都知道，在任何与人相关的领域里，人毕竟是人！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于生老病死，都“人类化”了，文化化了。悠久而厚重的文明史把吃喝都修饰和浓妆淡抹为“人的行为”——而绝非动物的行为。可是，当人们那或矫健或蹒跚的步伐、或灵巧或笨拙的双手、或苗条或肥胖的身躯、或炯炯或呆滞的眼神、或生动或缺憾的容貌……尤其是大脑或心灵纷纷从人类孩提时代即开始千变万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殖部位却似乎始终是“猴子的屁股”。
性行为则更像是一个“黑洞”，一切丰富多彩也好、博大精深也罢，都要在“黑洞”面前戛然而止。也许“文明”会转借着“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之类的似贬似咒的“命题”，甚或有幸凭借从“爱情”那里窃来微光渗透到“黑洞”之中，然而毕竟黯然失色许多。
于是，性，是人伦道德遇上则驻步不前的雷池，也成为许多人的人生折戟沉沙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是两种倾向严重阻挠着人们的xg爱生活：一是禁锢与压抑，以种种变形变相的观念渗透蔓延；一是“性开化”“性解放”似乎像失去方向和堤岸的潮浪，喧嚣泛滥。
然而，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力，相对于经济和利益，相对于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其变化发展总是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难以与时俱进。人们告别了单一、僵化的思想认同和行为模式的价值依据，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多元复杂，这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应当说是进步。但代价沉重！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等等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心态模式的参照系，而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梦魇也继续缠绕，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忧郁、焦虑、烦躁、压抑等等感觉层面的心态，以及伴随的困惑、迷失、烦乱、空虚等认知层面的心态，尽管有种种社会因素，但大都折射着xg爱层面的心理颤动。无疑，性心理，或者说性文化心理，既是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敏感部位，也是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意识层面上，自我意识最难形成自觉、实现调控的部位。
从欲望到意识，从观念到行为，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内到婚外，从荧屏到网络……xg爱问题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内心潜流。更多的社会“流行色”，以种种方式演绎着se情冲出闸门的肆无忌惮，而“性自由”和“性解放”那美丽的旗帜总是像艳舞表演门前的幡子一样飘扬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人们走向小康时必经的“风景走廊”。
欲望可以被称为需求，但需求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多元混杂的。单纯的生理需求在支配人的行为方面，其考察意义已被大大地淡化，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屡受质疑或被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考察人们的心理动力——需求，则无论如何无法排除文化的制约。以往，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忽视，那是严厉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如今，当心理学地位提高、心理分析引人注目的时候，文化透视又在心理学界显得贫弱。其实，从心理动力到心理过程，再到心理特征和心智模式，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而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人在大学执教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如果离开文化，尤其是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视角，是很难将心理学课程讲到位的，也是很难在课堂回答问题和心理咨询当中体现针对性的。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应当说，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一级热点”，因为深感直接针对“一级热点”的展开度有限；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二级热点”。其中一些内容，我曾经在中国博客等网站上登出，从点击、跟帖、转载的情况看，“二级热点”的定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本人曾经兼职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图书编辑与策划，感觉到网络或报刊媒体的“二级热点”，往往在图书出版物的意义上就是“一级热点”。
本书不是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在语言风格上略有差异。从“文体”的角度看，也比较难以归类，有的章节像杂文或随笔，有的像报告文学，但仅仅是“像”而已，因为理性的论述还都占有一定的分量。自己在授课、交流、咨询、调查工作中感到心理问题要讲得不那么刻板枯燥，需要在语言风格上追求生动和风趣。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事例，有些是在自己掌握的“素材”上进行了一定“文学加工”后的描述，但这绝不是文学虚构。即使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心理咨询的场合，讲到一些事例，也会因种种原因进行某种“加工”，但又不失其生活来源的真实和典型意义。以上的原因不仅让我对书中的许多章节难以“归类”，对这本著述也很难归类，不知属于文学、论著还是“评论文集”“生活指导书”，或许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就让读者“定位”吧。
为“万恶滛为首”解密(1)
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马蚤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滛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滛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滛”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滛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滛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性茭易、钱性茭易、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滛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滛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滛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取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滛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q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为“万恶滛为首”解密(2)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j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可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滛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滛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滛”，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滛”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滛”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滛之顶端、滛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1)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着，秦国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量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不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贵千金，独不可使妄少有利焉？”
宣太后在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严肃、郑重的场合，公开用描述性茭姿势的例子来阐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观点，这在后人看来，难免大惊失色。但这件事，恰恰说明了战国时期男欢女爱并不是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丢人的事，更谈不上滛秽、下流。
《易经》的《序卦》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措）。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的整体性思维，虽然很不精确，却和西方进化论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的《系辞》中更有一段文字：
天地洇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甚至把男女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之上了，也就是说，男女的“构精”，导致了万物的“化生”。
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人们都能了解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对男女和“性”的观念还是很开明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有种种禁忌和压抑，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种进化，必然会体现在繁衍的进化变异上。因此，从猿变人，性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劳动，在使人类祖先逐步脱离大自然的束缚时，在使人类祖先逐步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群时，必需要在人类自身繁衍——两性行为这一极为重要的部位发生作用。也只有在这一部位的变异，才能使直立行走、择地而栖、使用工具……进化变异的成果得以固化和延伸。
的确有人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在挣脱大自然束缚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拘囿于四季变换所制约的发情期。
性行为的“人性化”，表现了人类祖先最早对自然的反叛性，表现了作为人的性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配。这种最初的“随心所欲”，和征服自然的其他努力一样，为其后人的观念形态的心理结构作出了铺垫。
男性与女性的交媾，是生命活力、自身繁衍之源。这种早期意识，使人类祖先充分发挥自己业已开掘出来的主观能力去追求性行为，使性行为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而充满“人性”。
这种初期意识，当然地孕育出性观念上的原始的主动意识、开放意识，并在后来演绎为生殖崇拜。
古印度民间有祭祀加兰女郎的习俗，祭祀对一位捰体女郎的生殖器顶礼膜拜，祭司则亲吻她的荫部，祭品也必须接触其生殖器后才能分享受用，人们认为这样才能祛病避邪。
在非洲、美洲的某些原始部落，舞蹈就是表现性茭行为的。人们用狂热而有节奏的舞步扭动身躯来模仿性茭姿势，既不感到羞涩，也谈不上什么滛荡，反而是人们喜庆和祈祷的最到位的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并美化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希腊人崇拜的神中，爱神阿佛狄忒是一位被美化的神，她是美和性的化身，在诸神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活内容，就与吃饭、游戏、运动一样，而且是轻松愉快、给人带来肉体、精神享受的活动方式。著名的古希腊改革家梭伦在被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是创办了城邦妓院，政府可以经营妓院或对妓院征税。他认为让人有地方发泄x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混乱。况且，只要不触犯私有制，x欲和堕落、情妇、野蛮、下流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作品中曾经这样感慨：“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而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两性关系的内容俯拾皆是。甚至特洛伊木马的产生、特洛伊王国的覆灭，也是为了美丽的女子——海伦。
古罗马人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关系到肉体快乐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是贞节和崇高的象征。
古罗马的保护神就是维斯太女神，他们认为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x欲。同时，古罗马人相当重视避孕，有许多医生专门研究这一技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罗马人的性活动已走出了生育繁衍的目的，而重视性活动的愉悦效果。
禁欲最严的中国也有欢喜佛，就是表现性茭姿势的佛像。而欢喜佛的意义，就在于以性茭而教化恶性、调和善恶，并且还包括鼓励生育的意思。
由此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具备谈性色变的特性，而这里，是性观念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活动是神圣、美好、愉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
就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2)
陈灵公与孔子宁、仪行父共有一个叫夏姬的情妇，大家不但互不避讳，而且在议政大厅上把夏姬的内衣拿出来互相炫耀、大开玩笑。
在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宫里妃子如云，滛声不断，官僚封臣、大富大贵者妻妾成群，则是以女性低下、卑贱的观念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范为特色的。史书从来不记述社会下层生活，帝王将相是主角，而同时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在性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最初的“滛荡”，似乎是一种自然而原始的“升级”，尚无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而严密的伦理规范为其注入“罪恶”、“无耻”的色彩。
男欢女爱在人类刚刚和猿揖别的时代是大胆的和了无牵挂的，甚至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时，性也并不是洪水猛兽。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伊甸园中的夏娃“懂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为自己添置一件衣服。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产生必须以性的禁忌为代价。”于是，“性善”与“性恶”之间的“性沟”，开始凿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沟”。同时，又表现为性观念和性本能两者之间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性沟”。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从而招来更强的压抑。规范的内容不仅有了重大的、实际的变化，而且，规范的广度与强度也扩展了。由“习惯”而上升为社会的、国家的，由法律而固化、由道德而强化。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1)
要说一夫一妻制是正规军，那么各种野路子、杂牌军、游击队、预备役如雨后春笋；要说领取执照合法经营的单偶婚姻是正规作战，那么各种地道战、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偷袭战、遭遇战……演绎着百态千姿。古代一部诡奇兵法在“情场”搏杀中大显身手。
于是，一夫一妻制本身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阵地防御战，那些恩恩爱爱、忠贞不渝的“配偶”们，不知有多少已经中弹挂花，只不过“轻伤不下火线”。
放眼望去，“先富”们许多临阵逃脱，许多还成为显赫的叛军将领；后辈晚生高举“新新”和“小资”的幡子，似乎无意坚守战斗岗位；闹得中间力量亦有所分化，心猿意马，情乱神迷。问题是，虽然总体上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但看看价值裂变，纲纪纷崩，主流意识形态已然难辨泾渭，信仰体系有点像“找不着北”的军事地图，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意识上、观念上对一夫一妻制划出大大的问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挑战直逼每个人的生活选择
千万别以为这问题很学究气，以为只适合于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专家学者进行忠于职守的专业探讨。花心老公一句话就可直抵此问题的“现实意义”：“告诉你，一夫一妻制是违反人性的！”于是，糟糠之妻只剩下欲哭无泪的份儿。
然而，挑战可并非光是赤裸裸的现实，而是有“理论依据”的，其一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其二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往远了说这两者有内在联系，往近了说两者又是互为援军的两股力量。其三就是不少人“难得明白”地运用的“人性”论：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性。当然，这“其三”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大量婚内性生活难以避免地走向枯燥乏味，而婚外的性刺激长期“保鲜”，有点像家用电器在城里消费疲软，在郊区或偏远地区紧俏走红，形成巨大反差。
什么事儿在社会实践中跟时尚沾边，再加上“理论依据”的助阵，就有点意思了。所形成的挑战力量，不在于让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理性地接受，恰恰在于迷迷糊糊地影响了人，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还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心态和行为。
“一个丈夫一个老婆，这玩意儿合理吗？合时代潮流吗？”
如果一夫一妻制已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只是靠道德法律在维系，只是习惯势力的延续，对偶婚姻如果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总有一天会像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坍塌，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与时俱进？是否应当冒险超前？
疑问、困惑，常常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考量本身。很可能潜移默化地转为某种冲动、某种期许，某种情变、某种自我原谅或慰藉，某种自我纵容或推动……
2一夫一妻制历史并不长
原始社会早期曾存在群婚制家庭，即氏族部落中男女通婚；后来又出现普那路亚婚家庭，就是不同部落之间同辈男女互相通婚。母权制社会，存在着母系大家庭，氏族外婚制、一妻多夫制等家庭形式；父权制社会存在着从夫居家庭、一夫多妻等家庭形式。在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曾经出现过对偶制家庭，虽然一男一女为夫妻，但很不稳定，也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盛行联合家庭，又称为“大家庭”，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的家庭，与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子孙组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称作“三世同堂”、“四世同堂”。
人类进化的历史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今天考察社会演进，用单一的决定论是偏颇的，用任何一元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将时光倒退到原始，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显然更为突出和根本，因为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类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尚且十分重要。直到今天，一夫一妻制存在延续的依据已然多元化，但生产方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仍然是无法轻视的。
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的时代，女性不仅可以有许多“丈夫”，而且处于核心和掌权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这种历史其实很长。“生育优势——生产优势——权力优势——神化优势。也许这也可以称作‘四大绳索’。正是在这‘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男性处在等而下之的地位。”（见拙著《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四大绳索”中前两项是基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十分重要，男人算什么？你来自女性！不仅如此，女性的采集活动比男性的狩猎活动更稳妥、可靠，也更容易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格局。于是，女性掌管原始祭祀，又捷足先登地披挂上神的灵光——女娲战胜洪水猛兽、炼五色石而补苍天，被认为是神话与象征版本的母权制记录。
父权制推翻母权制并取而代之，有点像今天的“拆迁工程”。——母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被直接挪用过来：依然是生育优势和生产优势。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两性茭配才能繁衍后代时，女性神秘的光圈被冲垮了，甚至被看成男性借以播种自己的后代之种的一块土地——就像在田野里播种而生长出植物一样，而土地则是最早被人类征服的自然条件之一。女性生育优势的丧失，立刻使其沦丧为男性发泄情欲的对象，男性成为主宰，成为掌握“工具”和“载体”的主人。向大自然更为广阔的进军，对危害和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灾害的抗争，保卫生存和满足欲望一切活动的开拓，以至于人类之间一切社会性的血亲复仇、氏族征伐、宗教争端……男性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力军。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2)
面对历史如此的昭示，我们应当明白一点：一夫一妻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
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上愚昧和野蛮的产物，现代文明是对其否定的力量。甚至有人举例说：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因而强大，清末一夫多妻被“革命”，而一夫一妻制的实行造成国家一蹶不振与落后挨打。——这种说法，实在为一夫一妻制造成冤案。罗素说：“人类的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渐渐衰落的历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恰恰在开始历史记录之先，父权即已达到它的顶峰。”于是，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现代文明诞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的。
3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
判明人的一种活动是不是属于生产的范畴，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它是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看它是否在创造着生活资料或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种粮、打猎是直接创造生活资料，而制锄、制弓箭、采矿等是在创造为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具，即物质条件。这两者当然都是生产。那么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否也是符合这两条标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就单个的人的生育过程来讲，受孕、怀胎、脱胎以至于最初的哺育，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因而人的性茭活动、种姓遗传、人口繁殖等，总之人类自身的生产，从本质的严格意义上讲，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再就是生产必须靠人来进行，无论是作为肉体的、活着的人，还是作为有能力和技术的、劳动的人，都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为生产提供了物质的而且是首先必要的条件。由此我们看到，人类自身的繁衍当然应该属于生产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劳动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离开人，不可能进行劳动，不可能制造或使用工具，更无从谈起物质生产。可见，把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割裂开来，把它从生产力中抽调，是荒唐的。人类自身生产这一活动，不把它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导致到人是上帝所造等说教中去。
群婚、杂婚、普那路亚婚（不同部落的一群兄弟和一群姐妹之间的通婚）、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等都是远古时期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0页）私有制产生之后，需要明确财产继承，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瓦解，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家庭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决定的。
正因为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绝不能由单个的人独立完成，也不能由同性的人完成，必须由男女的结合才能完成。一男一女，不多不少。打破原始共有制的“罪魁祸首”是剩余财产，更是劳动的人。正是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造成了财产的剩余，同时也使智力达到了对于“劳动力”的认定。一方面，自己生的劳动力为自己创造财富服务；另一方面，剩余财富“肥水不流外人田”。单偶家庭成为双重的生产单位。
4一夫一妻制与私有制
正因为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关照之中，所以设想一夫一妻制在某一天坍塌，只能是一相情愿。
公民个人，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单偶制家庭，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上，人类社会的私有制方兴未艾，这是一夫一妻制最雄厚的基础之一。最自私的人也难逃一死，而越是自私越是关注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即使发达国家征收高额遗产税，但遗产、家族、血脉、事业、著作权等等必须有定向延续的生命期待。无论生前死后，只要子嗣、继承、血缘关系不可能烟消云散，一夫一妻制就是必然的。或者可以说，一夫一妻制不仅仅是由男女结成夫妻的关系所决定的，也是由纵向的代际关系所决定的。
一夫一妻制与所有制之间已经联姻而成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只要所有制依然方兴未艾，就无法“休”掉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私有观念已内化地发散为子嗣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