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丁玲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于感受，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
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 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做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这终于使得丁玲公开表态，对这篇“我灌注了血泪”、“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的文章加以否定：“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得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
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