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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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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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j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j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插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涨，后天又涨，过两天又降一点，都是资本家在这上面耍花招，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宣布破产，你就血本无归啦。”
“第二句话，以后有了钱啊，愿存入我们党的银行，可以存，银行倒闭不了，有国家资本做后盾呢！你要不愿意存银行呢，也不要借给别人，想吃什么东西，就买了吃，把身体弄好。你借钱给张三、李四，他们若拿去做生意，出现风险，赔光了，你怎么办呀？你生活有困难，向党组织去求援，千万不要找别人借钱，借了别人的钱，也容易出事情。他们做了圈套，你就陷进去了。另外，你有钱，不要说有钱，防止别人打你的主意。少与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他们有了问题才不会牵连到你。”
“第三句话，不要赌博。赌博那个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输，一个赢的，还是他们一伙儿玩的手彩，真要去赌博，一定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啊。”
“第四句话，不要进‘窑子’。进‘窑子’自己花钱是小事，传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还没有看见过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当时，他逛‘窑子’有钱，但治病时，就没钱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嘴唇烂掉了，牙齿烂掉了。传上这种病，你可丢人了，你是个‘红小鬼’，给党的影响造大了。你活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岁，还是一个好红军！”
我问了一句：“‘窑子’是啥呀？怎么进了窑子就传上梅毒呢？”
“小李，你没见过啊，也没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了，‘窑子’就是妓院，这个三原城里就有。在这个社会，没吃没穿的年轻妇女，只有进‘窑子’当妓女，才不至于饿死，妓女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
第一次看电影(1)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2)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月吧，领导上才说话。你们不要闹闹了，张国焘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们党怎么样。现在敌后的同志和党的组织，他也不晓得，也破坏不了。
儿子：当时刘锡五说了什么话？
父亲：首长他无所谓的样子，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气愤，好像他根本不用脑子去想这个事情。后来王德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到延安当边区政府主席不满意；张国焘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把我们党当一回事，他设了一计，党中央没有识破，名义去祭奠黄陵，实际是逃跑当叛徒。
朱德总司令讲课遭遇阻拦
城隍庙三进三出的套院，东西两侧的偏殿陆续住满了学员。
一个清晨，我由北门外的招待所进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军衣，个子不高很健壮的老战士，略微低着脑袋，走到城隍庙。庙门两名扛枪的学员忙把肩上的“阳汉造”步枪横在胸前，喝问：“你来干什么！”
1938年的延安城，各机关学校的大门不设岗哨，刘锡五说，要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军事观念，安排学员轮流站岗。
来人站在哨兵的大枪前：“我来讲话嘛！”哎，这四川话很耳熟，我紧走几步，哈，果然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说：“嗬！你们这里还站岗放哨，好气派呀！你俩不放我进去，我怎么讲得了课嘛！”
两位哨兵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来讲课，怎么没有跟人来？”朱德腰间一条黑皮带，厚厚的棉衣裤，棉裤的一个膝头破出一团棉絮，与喂马的饲养员一模一样。
我拨拉开哨兵的步枪，站到朱德的面前，举手敬军礼：“朱总司令，你来了！”又对两个哨兵说：“他是朱德总司令呀，赶快让他进去！”哨兵赶紧退到两边立正。
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老总离开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线。1937年以后，来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根本没见过朱德。
朱德也很惊奇：“好你个小娃娃，怎么认识我呀？”
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在草地抓鱼……我还吃过你送给我们的鱼呢！”
朱德笑了：“原来你就在我们后面那一队小娃娃里面！你看，草地雪山我们一起走过来啦，我们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问我：“你到这里干啥子来啦？来学习？”
我答：“不是，我跟着刘锡五呢。”
朱老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哨兵说：“你们两个‘背时锤子’，连我也不认得哟！”缓步登上庙门台阶。后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头话儿“背时锤子”。
哨兵向我追问朱老总草地捉鱼是怎么回事。这时跑来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他们气喘吁吁地问：“总司令来你们这里了吗？”朱德在延安经常一个人四处行走，跟他的警卫员捉迷藏。
党训班两三百名学员早已盘腿坐在大殿前，朱德站到大殿前的台阶，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那种神态根本不相信，来讲课的人就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抬手向台下学员敬了军礼，开始讲话：“同志们！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粉碎敌人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征服中国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呼风唤雨的妖怪，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与它拼命，也只有拼命抵抗，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那么，抗战的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讲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时，朱德平静地说：“现在日本人想从山西渡黄河到陕西来，要侵占我们的延安。但是，从南到北都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就像一块块巨石挡住了日本人的路，拖住了日本人的腿。现在我们的军队天天都在前方抗击日本人。我们延安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蒋介石这个军队，那个军队，最有名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几十万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陕甘宁边区，我们有的同志感到可怕。”
朱德总司令停顿一下，用目光扫视会场：“这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长着两条腿，我们也长着两条腿，我们打不了，还可以走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证明，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朱老总最后勉励学员：“你们这些人将来是我们各方面的主力军，注意军事知识学习，准备做一名前线的军事指挥员。党需要你们学好马列，掌握好党的政策，为党多做工作。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学员们深受鼓舞，热烈鼓掌。
陈云凤凰山遇险
七七事变发生后，延安就动员防空，日本人轰炸重庆后，延安就采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阳还未从宝塔山露头。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气发出沉重的振动声，只觉得这种嗡嗡声音很熟悉，头脑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几条黑影唰地从脚下窜了过去，紧跟着感到黄土地微微颤抖，飞机扫射的一串子弹嘶溜嘶溜地掠过头顶，接着就是爆炸声，院子里的槐树干枝劈里啪啦地落下来。天天喊要防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轰炸机果然来了。我赶忙跑进附近一家老乡的窑洞，躲避空袭。
老乡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爆响呀！更何况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好像滚滚的闷雷声响。他们一家人挤在火炕的旮旯里打哆嗦。老大娘见我躲进窑洞，跪在土炕上连连磕头：“长官啊，快走吧！长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为炸弹会跟着八路军飞进窑洞。
我走出窑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树下。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寻找地面目标。此刻，清凉山上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敌机根本不把一点点儿防空火力放在眼里，就是俯冲轰炸，山下的延安城四处冒出浓烟。我看见两个人被炸弹的气浪掀上了后街的房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我右侧上方不远的黄土崖下，是陈云居住办公的地方。在他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场院，小院的右侧还有一间茅厕。
第二轮轰炸开始，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一颗炸弹落在陈云窑洞右侧的厕所旁，奇怪，没有爆炸。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丈余高的黄尘。好怪！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层层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我看情况危急，从大槐树下跑出，大声呼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跑来抢救。大家扑到黄土堆前，拼命地用双手扒土，顾不上空的敌机。慢慢的，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了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大家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你听见了吗？”听到窑洞里传来回答声，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拽出窑洞。陈云脸上、身上沾满了黄土，简直变成了“土人”，他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接着向我们挥一挥手：“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说完，独自离去。后来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们几个人重新凑近窑洞，门窗已被黄土挤垮，黄土侵漫上火炕。众人议论：“这颗炸弹要是炸了，陈云同志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本轰炸机首次空袭延安，专门密集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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