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
郡县制本为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并进而过渡到资本主义开辟了可能性，但在一条千年的长藤上，最终挂出来的是一串苦果：社会秩序由公平变得不公平，阶级关系由调和变得紧张，商品经济由自由变得不自由，思想通道由活跃变得禁锢……
袁世凯称帝，“辫帅”张勋复辟，很快成了哂笑人间的一枕黄粱。这表明郡县制撑起来的皇权政治在中国的消失，已经是不可改变的。再没有了杏黄色龙旗的民国天空上，霎时间各种色彩的气球，牵着各异的主张和信仰，飘飘洒洒，充溢其间。
有的屏弃郡县制，以此标榜现代与传统的尖锐断裂，但心机有别。一些人的“现代”中，当然是摆在世人眼前的西方国家已获成功的资本主义范例。而在另一些人的“传统”中，远比封建制进步的郡县制，却被视为一体的封建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鞭挞；在他们的“现代”中，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又成了一颗长庚星在熠熠闪亮……
还有的，见到马克思着力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散化，普遍贫困，人民创造性的压抑，非道德化氛围的蔓延……在表面上，与郡县制带给中国的腐败与停滞有些接近，他们便以为，至少晚期的郡县制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因一个著名的浅显公式——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直至共产主义的吃多少，用多少，便去百货商场里无偿地搬多少，让人想起这颇似孟子笔下那交织田园风光与人伦亲情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的特征。穷苦人接受起它来，便像三伏天孩子们吃草莓冰激凌，刚含在咀里就溶去了心头。
能够吃饱饭，而且有时来了稿酬还能去红房子、起士林吃西餐的文化人，却又是从俄国革命——这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中，去激赏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此等雷霆万钧之说，积贫积弱、污秽不堪的中国社会，何以不能藻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食“儒”常常不化，食“资”也常常不化。食“马”也不一定化得了；如同郡县制有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罪恶，马克思、列宁的小册子，顿时也有了人人可塞进口袋的理由……
此时，二十世纪中国的两股重要政治力量，面目都有些模糊。模糊，却是它们得以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
共产党当然重视农民问题。俄国人一开始就是中国人的老师。十月革命的次日，列宁便给农民发了一个大大的“精神红包”。共产国际的同志们亦有指导中国革命的浓郁兴趣。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现状及其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一直没有搞个明白，号称“土地问题”的专家们先后到了广东、武汉等地考察，最后也没拿出一个明确结论。苏俄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大管家鲍罗庭，有些忽热忽冷。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曾向孙中山进言，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打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鲍将军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捏合国共两党走出同一个步子来……
在此影响下，广东农民运动在彭湃的发动下已有相当规模，可直到北伐前夕，中共中央在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才通过《农民运动议决案》。此案在经济上的主张是减租减息，“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的50%。限制专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在政治上，主张在农村实行联合战线，即“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句话以蔽之，这份议决案的特点是改良而非革命。大约在这之前，已开展的农民运动多非激烈形式，而着眼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解除农民的切身痛苦——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开展于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农民运动，可谓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发起者、领导者为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这是一个经历如调色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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