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首《村居》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天里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他们的欢声笑语，使春天更加富有朝气。
清代诗人高鼎这首诗所描述的景象与严明眼前春意盎然、顽童嬉戏的景象是多么的契合！茶花箐的春之水，滋润了大地，催生了万物，处处充满了生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无论是班级的综合素质，还是前三个学期期末统考，教学成绩均名列六和公社同类学校前茅，得到了上级和学校的肯定，严明带着三十多个孩子已进入第四个学期。
学校新来了一位叫玉蓉的女民办教师，学校将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调给她来上。
玉蓉老师原在白云小学当民办教师，因为嫁给马鞍村的科技能人武富而调整至马鞍小学。
二十六岁的武富是古城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是马鞍村最早送到县茶桑果站学习培训过半年的农科人员。学习培训结束回家后，在公社农科站王站长的帮助指导下，武富用自家的四分责任地培育、嫁接“红富士”、“金帅”苹果苗成功，售出后净赚一万八千元，成为六和为数不多的两个“万元户”之一，受到古城县政府的表彰，获得左上方嵌有电子钟，中间写有“致富能手”字样的玻璃镜框一块，外加奖金六十元。
万元户，顾名思义是指存款或者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家庭户。这个特殊的名词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年代万元户是个相当了得的人家，一万元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了。一市斤米才一毛四，猪肉九毛五，走亲戚送礼二元左右，压岁钱一、二毛，可以想象一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价值远远超过三十年后的百万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在农村给予农民更多的灵活政策。推行大包干，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鼓励能人冒尖，号召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
在农村，一些对政策接受快、行动早、有一定经营管理经验的农村干部，一些文化科学水平相对较高的复转军人、回乡职工和回乡青年，一些有传统技艺的能工巧匠以及善于经营、敢闯敢干的精明人，首先成为农村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收入超过万元，社会上将这些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户称为万元户。
改革早期，家庭年收入上万元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件。当时，每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两百元左右。如果按照每户农村居民五人计算，每户收入也只有千元。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户每年收入仅几百元，不足千元。即使是城市居民，改革早期每个家庭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也不超过两千元。
每年能够赚到万元，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万元户在中国农村改革早期的出现，在社会上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由于当时人们受传统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少数人认为农村万元户都是“奸商”。更有甚者，把农村万元户的出现同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出现画上等号。
邓小平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理论的提出，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农村万元户的出现，正是改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万元户已经逐步成为农村致富能人的代名词。各个地方不但充分肯定万元户的时代意义，而且为了鼓励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还召开表彰会，给万元户戴红花，号召广大农民向那些致富能人学习，尽快富裕起来。这样，农村中的万元户在社会中取得了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地位，受到广大农民的尊敬。
“万元户”武富在自家发家致富的同时，带动了马鞍村十余户农户的发展。在后来的近十年时间里，他们培育、嫁接的“红富士”、“金帅”苹果苗远销邻县邻市，曾一度垄断了周边的果苗市场。
武富也被邀请至外村外区走马灯似的“传经送宝”，成了远近闻名的育苗万元大户。
玉蓉每月的生活补贴也就十多元，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能干的丈夫带来的好日子。
严明等一干民办教师每月领着十余元津贴眼巴巴地羡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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