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照顾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众视线。屈指可数的例外活动是：
193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并当选为该会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该会组织成立“工余剧人协会”，被推举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女子大学礼堂召开，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97位成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
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隶属于西北局宣传部，当选为该厂董事会成员之一。
另据自己回忆，1939年1月，她被安排到南泥湾359旅参加为期六个月的生产劳动，由于身体不佳，患肺结核，她没有参加农田劳动，而是编织10件毛衣完成任务。1940年初，她担任鲁艺戏剧系教员。1942年5月，她以秘书身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些回忆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多有矛盾之处，无法取得相应的史料印证。
可以肯定的是，在生养孩子后，开始恢复吸烟了。平时寂@ 寞的生活中，唯一可以畅快心意的事情是骑马。在延安革命队伍里，骑马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时髦和奢华的标志，尤其是年轻美貌的女干部骑马。原来不会骑马，从西安到延安途中，由于汽车抛锚，安排她临时骑在马背上走过一段泥泞的道路，她惊恐万状。到延安与交往频繁后，从凤凰山窑洞到北门外鲁艺宿舍，经常来往，有时还匆匆忙忙，开始自己行动，逐渐有警卫员护送，后来她自己要求学习骑马，延河边就多了一道英姿飒爽的风景。
据路易?艾黎回忆，1939年3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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