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此路途颠簸中，蓝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希望此后人生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此前的是是非非，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城里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姓名时不再是
“蓝苹”，而是
“”。随后，按照组织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写个人自传材料，她也署名
“”。住进西北旅社（又称
“第三招待所”），一时间比较清闲，人也很活跃。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有深厚交谊。
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
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可那天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带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在与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
但是，几天同行交往，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5岁，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对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正面意义的。
离开上海经过济南、西安来到延安，没有携带党组织关系证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
她要求恢复党籍，必须接受党组织审查取证，这样在西北旅社借住两个多月。
党组织为了考验她，曾安排她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对延安县各学校教育情况考察调研。
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走村串乡，工作艰苦，能够吃苦耐劳，深入细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厅长陈正人的表扬。
“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对陕北农村的贫苦生活有了初步认识，没有抱怨和退却。
根据本人提供的自传材料线索，党组织先后派人向李丽莲、徐明清等人了解情况，她们都只能证明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入党情况。
1933年2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入党，其时与徐明清尚不认识。
后来，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时任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调查取证，得到肯定的答复。
1937年11月，的党员身份得到确认后，获准进入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
当时党校征用桥儿沟天主教堂为校址，共有学员四五百人，分为15个班级，其中第12、13班属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在此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参加半个月的野营军事训练，整理农村教育调查报告，积极参加党校俱乐部文娱活动，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
但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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