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这既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高层内部与王明权力斗争的@ 结果。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
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待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