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个星期，傅主任为我和亚当寻找着辅导老师。他跟我们一样一筹莫展——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
我怀疑，他在私底下会觉得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希望。外国人是学不好汉语的——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可我们竟然还要尝试一番，这让我们的学生觉得非常好玩。学生们会让我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或者写几个简单的汉字，然后对我想学习汉语的劲头嘲笑一番。
一开始，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然而，没过多久，就令我烦躁不已。他们认为我学习汉语是出于好玩，而事实上我却真把它当成了一回事儿。
因为我觉得，我来到涪陵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学习汉语。很多事情——我要结交朋友、我要在这个城市发挥作用、我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都有赖于掌握这门语言。
我要学习汉语，还因为我的固执。身为外*国人，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学会汉语。
这种低期望值具有悠久的传统：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还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私底下辅导年轻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坐大牢甚至被砍头的中国人不在少数。
这样的历史片段令我迷惑不解：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神圣到禁止外人学习呢？
的确，类似的法律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修改。不过，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依然十分矛盾，而语言依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平心而论，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两年时间，却不学说汉语。对我来说，学习汉语跟履行当老师的义务同等重要。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需求基本算是可有可无。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为我们寻找辅导老师，也许他在期待，我们把这件事情忘了就算了。
毕竟，汉语不是我们的教学中要用到的东西。再说，我们已经学习了足够多的几句话，完全可以应付购买日常用品和到当地餐馆吃饭之需了。
人们也许在想，那就够了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不过是一架架会教英语的机器而已，甚至可能是农场里饲养的几头动物——有些昂贵、容易受惊的驮马，还会教授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课。
我们居住的是领导干部的公寓楼，房间里配备了带遥控器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卧室里还装上了空调，各自的公寓房间里都有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
我们的学生非常听话，对我们也非常尊重。尽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物质条件，但校领导却暗地里要求我们的同事和学生，尽量避免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接触。
外国人具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再说，我们在学校里也不需要有亲密的朋友。
白天，我们可以教书。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回到自己那个舒舒服服的笼子里去。
如果实在需要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们甚至给我们装上了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愿队员进行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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