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
“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
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
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
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
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
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
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
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
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
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
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
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corps被译为
“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氵朝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
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
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
“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
“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
“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
“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
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
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
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
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
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
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
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
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
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
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
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corps被译为
“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氵朝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
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
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
“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
“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
“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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