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
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
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
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
“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
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
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
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进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
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
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
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
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
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
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
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
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
实际上，除了在
“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
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
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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